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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危机 百科内容来自于: 百度百科

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优越,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味却越来越淡,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逐渐丢失了对他人信任。

举例

举例一
坐公交刷卡,刷卡时售票员没看到,怕售票员不信任你;或者即使售
信任危机 信任危机
票员没有询问你是否刷卡,你也会想售票员万一问起你会怎样。
主要由于现在投机的人太多不得不防,结果导致很多事情变得繁琐。
举例二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飞跃发展,但是文明和文化建设却落后了,同样的大学生毕业生,大家可以比较一下港台地区,谈吐就可以分出来,可怕的是道德沦丧,信任危机,从对公务员(权力监督)、教师(师德标准)、医生(医道从医准则)、医院(救护标准)和银行(假币流出)的信任危机,可以看到已经波及整个社会阶层,这说明什么?说明社会规范出了问题,不管什么社会制度,法律制订出来是执行的,一项制度或规范制订出来,如果不能有效的执行下去,那还不如不要,就好象年初制订的娱乐场所凌晨2点必须关门,这简直是笑话,一是没根据,二是不可能执行,所以还不如不颁布这样的规范,少一点这样的形式主义。
信任危机的定义:信任危机作为近几年来频繁出现的一个新词,是一个伦理学术语。表示社会人际关系产生了大量虚伪和不诚实,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严重危机的用语,指一定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被人们所遵守,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道德的联系和约束,彼此都无法相信对方的真诚和忠诚,因此不敢委以对方以重任的现象(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
信任危机:crisis of confidence
举例三
闹得沸沸扬扬的红十字信任危机。

参考资料

一 求前大师语录
中国著名易学专家求前大师精彩语录:作为一个被污染的社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不是加重它的污染程度,而是应该考虑怎样做才能减少、释稀污染源,我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努力净化社会,只有这样大家才会生活在一个安心舒适卫生的环境中,否则将会面临任何人都无法适应、无法生存的地步。
二 当代信任危机的三个维度
了解了当今社会信任危机的大背景,信任危机作为一种现象就比较容易认识了。当代中国的具体社会信任问题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来分析。政治层面,信任危机表现为由来已久的“官民”信任,即政府(官员和公务员)与民众以及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信任问题;经济层面的信任问题,即市场各个利益主体间的信任,主要是在商品和服务提供者和广大消费者之间;最后是社会层面的信任问题,也就是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包括公司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从他们之间的关系看,第一种信任又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家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国民对国家的信任,很大程度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的基础。
  1. 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信任
    在国家与社会日益市场化和货币化的今天,政府并不需要像最初的隐性社会契约所规定的那样,为人民提供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计划。事实上,只要民众劳有所得,物有所值,能够通过市场获得比较合理的回报,即是政府对社会契约的充分履行。但这一点往往难以做到,这从只占 GDP大约 10%~20%,并且逐年减少的劳动者收入份额就可以看出。前面提到的国家垄断,当然是最重要的长期结构性因素,但绝不是唯一因素。直接破坏一般民众对政府信任的,还是一些政府官员的短期行为。
    一种最常见的破坏“社会契约”的短期行为就是地方政府的非理性投资。在现行的投资体系下,政府经济类的投资,尤其是基建投资,很容易博得政治资本,而民生等相关的社会投资则缺乏动力。如果民众对政府民生政策的期望长期无法兑现,自然会影响社会契约的履行问题。最后,即便是政府有意愿加强社会投资,老百姓也不会真正当真。无形之中,许多中产阶层依赖政府提供公共品的期望也消减了,最后只想“用脚投票”,或者考虑移民,或者千方百计重回体制中去,成为食利阶层的一员。
    另一种短期行为就是“暗箱操作”以及更广义的腐败问题。一般来讲,“暗箱操作”常见于经济和人事领域,特别是指在招标、采购、录用和审批过程中以权谋私的权力寻租行为。久而久之,老百姓对此心知肚明,习以为常。最后,一般民众对反腐败和规制化就产生了“改革疲劳症”,不再信任把这些法律和纪检公共制度看成是“我们的”,而把政府官员列入“他们的”行列,甚至发展成一种“仇官”心态。
    最后一种短期行为,也是最具爆炸性的,就是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私人的跋扈行为,最典型的就是 2009年的“邓玉娇案”和 2010年的“李刚案”、“钱云会案”。这些事件为什么具有爆炸性,可以导致官民虚拟空间的对立,以及一种“你如何解释我都不信”的状态,究其根本,还是在于民生和腐败这些长期因素,已经深刻破坏了官民信任的基础。
    如果作为国家权力代表的官员不被信任,作为国家权力规则的法律不被信任,作为国家行为具体化的政策不被信任,那么民众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国家全力控制的主权货币了。换句话说,一切系统风险统统集中到货币和信用体系上。但这样的国家就经不起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通缩,因为人民一旦发现货币也不可信,那么国家与社会间的信任就会完全崩塌,不同的力量就会诉诸暴力。从历史和国家的视角看,这并非天方夜谭,因为在中国本来就极不均衡的经济体系内部,已经蕴含了这样的货币风险。就是说,控制物价不再是一件经济任务,而是政治任务。
  2.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
    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信任是我们这个社会讨论最多的话题。以“毒奶粉”为例,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好几起全国性的食品药品安全事故,而且“无良奸商”似乎是越压越起,防不胜防。于是,出现了一方面国内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中产阶级“出国扫货”的滑稽现象。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商业欺诈、信用欺诈、就业陷阱和传销组织,无论政府如何努力查处,似乎永远处于无法取缔的状态。
    如果说政府和民众间的不信任主要是出于权力缺乏有效的内外制衡,那么商业方面信任缺乏的直接根源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和监管的缺位。信息的不对称性是任何一个传统社会从农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的必然产物。在经历了现代化考验的国家,这种结构性社会问题催生出强大的中介组织和复杂的法律规范。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的市场信任问题也有自身的特殊性,这要从社会激励机制入手来解析。
    前面已经提到,中国的许多欺诈和其他非法牟利的猖獗,其实正是“利出一孔”的经济和金融垄断造成的。正是因为中国社会经济中个体谋利的动力非常强,但却缺乏合法谋利的渠道。个体无论是通过勤俭节约(缺少信用资源),还是通过发明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去获得财富,成本都相对较高。反之,通过财富转移、垄断市场、偷税漏税、招摇撞骗或者变相掠夺,却往往比较合算。如果有权力的保护,那就更加合算。这与传统中国的欺诈行为具有高度的延续性。
    监管缺位的逻辑也差不多。不同于西方社会依靠社会组织、司法体系和政府监管部门的分工模式,中国的监管权主要分散地“集中”在政府的一个或几个功能部门。在“利益指挥棒”的驱使下,这些监管部门在“增加管理收入”和“消弭一切不法”之间作何选择是很明显的。更何况,追查到底可能损害其他平行部门的利益,涉及不菲的行政成本甚至政治风险。当监管本身变成一种垄断的利益来源,那么,“监督不给力”和问题“越查越多”的结果也就是可想而知的。
  3. 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一般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问题涉及面极广,即包括不同阶层和地区的人之间的信任,也包括家庭、公司、单位和社会组织成员之间的“内部人”信任。中国当代的社会转型,在很多方面类似于西方工业化后由礼俗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社会转型对信任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基本表现就是,建立在亲缘和地缘基础上的传统信任方式,在很多方面已经式微,但却未找到合适的替代品。
    北京等许多大城市所发生的“移民”和“原住民”间的矛盾已经充分说明,过去主要依靠“熟人”的非正式网络建立信任的方式,已经难以满足“移民”社会的需要。随着成千上万的农民工和大学生进入沿海地区的城市,就不再可能依靠熟人关系在新的环境下容易地解决就业、取得城市身份和获得各种公共品。相反,大城市原住民,只需要凭借其土著身份,就能够从移民推动的经济发展中获利,而且还继续享有熟人社会额外的一些便宜。城市当局对移民和原住民差别对待的社会政策,正好加深了这种矛盾。
    另一方面,职业群体的信任问题也日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根据十年来的社会调查,医生、教师、政府官员和法律工作者的的社会声望和职业信任度下降最为迅速。无独有偶,这些领域不仅是现代西方社会声望最高的行业,恰好也是当代中国潜规则和职业道德滑坡极其严重的几个领域。
    信任危机甚至已经发展到普通人之间。南京“彭宇案”就体现了最基本的道德义务所面临的困局:一方主动的善良可能被另一方利用。受此影响,后来发生了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搀扶以至死亡的惨剧。更令人唏嘘的是湖北荆州船主对见义勇为者“挟尸要价”的态度:只要钱没凑齐就不能把尸体交出去,而且绝不赊账。这类例子足以说明当代最基本的社会信任所面临的道德困境:要维持最基本的信任,就需要双方遵守一定道德底线,但如果一方认为基本道德底线相对于货币化的经济利益不划算,那么陌生人之间信任的基础也就彻底没有了。
    如果说社会普遍的信任危机和政治经济方面的信任危机有什么共同点,那么,货币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作为权力的另一种形式,货币对于价值的相对化和道德解体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与工业化时代的西方和日本不同,中国没有强大的宗教力量作为道德最后的支持,因而货币化对传统道德和价值的解体功能就更加凸显。中国的特殊性更在于,当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货币化的同时,控制着货币化的信用体制没有社会化,而是继续受到权力的直接控制。
信任危机 信任危机
构建新形式的社会信任
重建社会信任是中国下一步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与很多任务一样,社会信任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待于社会经济的整体改革。
最根本的改革在经济方面。这包括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增加社会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参与,支持银行和金融业的社会化,允许私人企业更多的自由空间,保护私人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从而根本改变社会在信用生产中的尴尬地位。在社会活动空间大大拓宽的前提下,国家也就能够引入更独立的司法体系和社会组织来参与经济监管。这样就会有助于市场主体之间信任机制的形成。事实上,淘宝等网络商业平台的成功,已经成为社会成员通过平等参与建立商业信任的典范。
在政治领域,重新界定国家与社会的契约是加强国家和社会之间政治信任的必由之路。国家应该在社会参与的基础上,本着公平参与的精神,建立新的公共品提供方案,包括住房、医疗、养老和教育,明确家庭、社会和政府三方在其中的责任和义务,并用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此外,在社会组织方面,国家应该逐渐放开对社会组织的垄断,赋予各社会阶层利益相关者( stake holders)利益表达和参与政治的权利。
对于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社会信任不是公共品,而是任何开放社会都能自发形成的一种秩序,国家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当代中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货币本位”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动摇了许多人的道德底线,扭曲了正常的价值体系,破坏了国家与社会、市场利益各方以及社会成员间信任的基础。但事实上,健全社会的信任(信用)制度和可持续货币体系应该是相辅相成。只有实现了社会信任(信用)的“社会化”,让货币和权力服从社会要求,社会自身才能摆脱信任危机。